西游记的社会地位伟大成就(西游记的艺术成就和社会意义)

西游记的社会地位伟大成就

社会地位：《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所完善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的汉族长篇神魔小说。

伟大成就：自《西游记》问世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各式各样的版样层出不穷，明代刊本有六种，清代刊本、抄本有七种，典籍所记已佚版本十三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大量被译为西文，西渐欧美，已有英、法、德、意、世、斯、俄、捷、罗、波、日、朝、越等文种。

西游记的艺术成就和社会意义

《西游记》作为成就最高的神魔小说，浪漫主义是它的最基本的艺术特征，它把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一、在整体风格上，《西游记》洋溢着浓厚的幻想色彩，在古代长篇中构筑了一个变幻奇诡而又真实生动的神话世界。不论是光怪陆离的风物环境、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还是别具一格的神魔人物，无不充满瑰丽的想象，神奇的夸张，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寓庄于谐的游戏之笔，是《西游记》最鲜明的艺术个性和最突出的艺术成就。与一般小说游戏笔墨偶一为之的写法不同，吴承恩将游戏笔墨运用于小说的情节构思、场景设置、形象塑造和叙述描写即全部内容和形式之中。游戏笔墨常常使叙述的故事荒唐而有情思，带有浓厚的幽默感和喜剧色彩。小说常常信手拈采，插科打诨，对人情世态极尽揶揄嘲讽之能事，滑稽之中每多刺世泄愤之感，谐趣之中饱含讽刺之意。吴承恩寓庄于谐、善谑善讽的艺术个性，在《西游记》的情节构思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二、在形象塑造上，《西游记》将人性、物性与神性有机地揉和在一起，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物性，是指神魔形象本体物的现实自然属性；神性，是指神魔形象所具有的超人的法术和本领；人性，是指神魔形象所寓托某种人的现实社会属性。其中人性是内在核心，据主导地位。正是三者的水乳交融，妙合无垠，塑造出了许多具有高度美学价值的神魔形象。《西游记》的主要人物大都有定型的性格，然后通过虚幻的情节、幻想的环境多侧面、多层次地渲染、强化和丰富其性格。这些各具性格的形象既是动物，又是人，更是神怪，是人兽同形与人神同性的结合，既有动物的外表和生理特性，又有人的思想感情和性格，还有神怪的法术和魔力。如孙悟空是猴子，是神灵，又是活生生的人，既有主宰命运的理想抱负，又有七十二般变化的神通，而这一切又无不融合了机灵乖巧、敏捷爱动的猴性特征。猪八戒有猪的外形，他的贪吃好睡、愚蠢呆板、懒惰自私等都符合猪的习性，甚至连他的三十六般变化也只限于一些蠢笨模样，如变山、变土墩、变大树，变石头、变胖大汉，叫他变小姑娘，头勉强变了，“只是肚子胖大，郎伉不像”。如此游戏笔墨淡化了宗教的神秘性，强化了形象的人情味和世俗气息，使其生动有趣，真实可信。
三、在艺术结构上，全书经纬分明，严谨完整。此书由大闹三界、取经缘起、西天取经三大部分组成，这三大部分既是有机联系的艺术整体，又各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每一部分也由各有起讫相对独立的若干小故事组成。其中大闹三界是序幕，取经缘起是过渡，西天取经是主体。全书以唐僧师徒取经为贯穿始终的主要线索，把数十个小故事串联起来，可称为是“线性结构”。，《西游记》游戏笔墨的特点是“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小说继承和发扬古代文学浪漫主义传统，戏笔与幻笔相兼，展开丰富的想象，纵横驰骋于人间天上、地府龙宫，在这个奇诡绚丽的艺术世界里，既有现实的真实感，又有神魔世界的奇异感和生动感。在这些谈诡的幻想背后，隐现出古代人民征服自然、战胜敌人的企盼。
四、在艺术格调上，《西游记》继承了寓庄于谐的优秀传统，“戏墨寓至理，幻笔抒奇思”，亦谐亦谑，寓嘲寓讽，轻松活泼，妙趣横生，使作品充满诙谐的兴味，产生出异常浓烈的喜剧性效果。作品或随意点染，涉笔成趣，或借题发挥，针砭时弊，或冷嘲热讽，饶有情趣，可谓嬉笑怒骂，皆成妙文。
《西游记》在艺术上有着鲜明的特色。故事情节生动、奇幻、曲折，表现了丰富大胆的艺术想象力。书中人物既有浓厚的神奇色彩，又有强烈的现实感。神性（幻想性）、人性（社会性）、物性（自然性）三者的有机结合，是《西游记》人物塑造的一个突出特点。《西游记》的语言生动、流利，人物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且富有浓烈的生活气息，表现了一种幽默诙谐的艺术情趣，使整部作品充满了艺术魅力。

西游记的地位

《西游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臻于第一流的伟大作品，明代神魔小说的代表作，也是一部群众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作品。作者吴承恩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伟大文学巨著。《西游记》通过神话的形式，表现了丰富的社会内容,曲折地反映出现实的社会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西游记》的内容是最为庞杂的。它融合了佛、道、儒三家的思想和内容，既让佛、道两教的仙人们同时登场表演，又在神佛的世界里注入了现实社会的人情世态，有时还掉书袋似的插进几句儒家的至理名言，使它显得亦庄亦谐，妙趣横生。《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小说的新门类。

书中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肃的批判巧妙地结合的特点直接影响着讽刺小说的发展。《西游记》是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高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首先分析第一回至第七回，作者从“心性修持大道生”的一场大闹天宫写到“五行山下定心猿”，就是写“自性迷”的众生之“心”。《西游记》中的天宫是什么？就是众生想入非非的象形的精神世界。“心性”又是什么？就是众生的精神本体，众生的一切行为莫不由此而动，俗称心动才有行动。因此，心性又是相对于众生之肉身的内在之物，《西游记》中有诗曰：“内观不识因无相（第一回）”，即指众生没有外观形象与之对应的内心世界或精神现象所在，书中巧妙地“借”用一只神猴的行为来生动形象地描述这种没有外观形象与之对应的内心世界或精神现象，《西游记》中也有诗曰：“借卵化猴完大道（第一回）”。一场大闹天宫写了七个章回，正象《庄子。内篇》②那样，形成了一个以人的内心世界或精神现象为主体的《西游记》“内篇”，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有“人的意味”的思维体系。第一回写了个山名叫“花果山”，这座山名中的“花”字，其实就是暗指“名”，《老子。第一章》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中的“名”，就是指人的内心世界或精神领域的产物。因为“名”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故中国古代思想家一直将“可名”又“非常名”的“名”，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命题。

其次分析第八回至第十四回，作者从“观音奉旨上长安”寻找取经人唐僧写到“心猿归正，六贼无踪”，就是写“自性迷”的众生之“身”。《西游记》中的唐僧是什么？就是用“借”的手法来写“性本善”，但却“自性迷”的众生之“身”。六贼是什么？就是“借”指众生的“六欲（眼耳鼻舌身意）”，众生的一切行为莫不因“六欲”所致。故唐僧是“借”指相对于众生的心性的外在之物，《西游记》中有诗曰：“外合明知作有形（第一回）”，即众生的“肉身”所在。观音寻找取经人又是写了七个章回，也正是象《庄子。外篇》那样，写成了一个以“性本善”却“自性迷”的唐僧为“人”这个“主体”的《西游记》“外篇”。在第九回（有的版本为“附录”）虚拟出了一个唐僧的父亲名叫“陈萼”的故事，这与实际事实显然是不相符的，但这个人名中出现的“萼”字，则是暗指中国古代的哲学概念“实”，即相对于人的内心世界以外的实物形态的“肉身”。这个“肉身”不是指有真名实姓的具体的某某人，而是“假他名姓配丹成（第一回）”的众生的躯体。这个人名中的“萼”与前七回中的山名中的“花”相对应，正是“花与萼”，即“名与实”，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讨论哲学问题时经常用到的一个最基本的哲学范畴。

第三分析第十五至第九十八回，作者用了十二组基本上是以“七”为结构的寓言故事来描述神魔争斗，神好乎？魔坏乎？莫可言赏罚也。这正如《庄子》之风格，“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傥，不以畸见之也。”用神魔故事之幻笔和戏笔，描述神魔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鲁迅）”，借此以娱乐、消遣为形式，实则在“游戏中暗传密谛（李贽）”。故此，《西游记》也如同《庄子》，能达到“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能够“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万物，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的社会效应。因此，推论这十二组寓言，正是仿《庄子。杂篇》。在第十五回中又写了一个地名“里社祠”，并解释为“里者，乃一乡里地；社者，乃一社土神。”这是暗指在某一个地方积聚着一些“土神”，这些“土神”很可能是指一群“未入流”的读书人，这些读书人在这里结社聚集干什么呢？当然是讨论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至此，有了“名”，有了“实”，又有了个讨论问题的“社”，实际上已经将《西游记》中要讲的“名实论”完完整整地推论出来了。“名实论”正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哲学最基本范畴的命题。

至此可以断言：《西游记》是用神魔故事为表达形式，借用古代老庄学派的思维模式，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思维体系，其真实内容是通过一个完整、系统的思维体系来讨论“名与实”的辨证关系问题，并对中国古代三教九流思想进行批判地继承，以达到让后人在欣赏神魔故事的“游戏”中，不断“悉发菩提心（第一百回）”，即不断发现和产生新思想的目的，而绝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更不是宣扬什么三教九流。

这里有个问题必须要加以说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等都只是古代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既是“花”，又是“萼”，但更多的是他们留给我们的系统思维方法，而不应该将他们的思想定格为什么三教九流，并拜为教主。将他们拜为教主，只是无知的后人创作的恶作剧。《西游记》作者在神魔故事中，用调侃的手法一再阐明了这个观点。搞清楚了这些问题，我们就不会再花时间和精力在《西游记》中去考证那些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已经反复考证过的什么“夫子伦理”、“金丹大道”、“佛老禅性”了，而应该在“花与萼”、“名与实”中去探讨真正的“有人的意味”的中国的主体性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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