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运动,女性的福音

高等教育运动,女性的福音

生活在大学中或受过高级培养的那些人很难意识到，女性高等教育的运动如何影响着整个女性的智力生活。我们惊奇地发现，悉尼•史密斯和霍奇森分别在1809年和1864年写道女性教育是什么，这仍然适用于我们自己现在的生活。

无可置疑，早期给予男孩、女孩的教育较过去不再有如此大的差异，大学中女性的成功充分证明了她们充满参与最高级学习的能力，而这种改善仍未充分影响女性的家庭生活。既然放松了旧的关系和职责，女性所臝得的更多的独立被过于简单地运用于更自由地追求快乐和娱乐,因此，对于女性的新活动和用途的开发接连不断，这就是寻求轻率发展和快乐平等的标志。如果许多受过培养的男性阶层十分乐意承认女性在智力方面与他们平等，并欣赏与她们的智力交往和友谊是真实的，那么制造商、贸易商和工人阶层中的许多女性仍然被视为智力大体上低于男性，不能分享他们的最高兴趣，并将仅仅是家庭的装饰品或安慰者，而不是丈夫的智力伴侣，那同样也是真实的。

我希望绝大多数听众不会同意这个主张。他们将会准备引用我所提及的、他们知道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无数个例外，对此我并不否认，确实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但我正在谈的是总规则。我将要求你想一想你了解多少希望或允许在为丈夫雇用的女性工人的劳动条件下带来真正且有效的利益的制造商的妻子；你们熟悉的中产阶级女性有多少对政治、当今的社会问题有着理智的兴趣和了解，例如，工会的存在不是为了罢工，或社会主义不同于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多少人忙于认真阅读任何种类的书籍，或真正曾阅读过小说或杂志文章以外的任何东西。这是我大量社会历程的全部，对于我来说，这是如此不正常，我看到女性在火车上阅读的东西，很少优于六便士杂志中的短故事，似乎这种东西的发明只是为了损坏人们阅读其它东西的能力。然而，我必须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男性与女性同样深受其害，除非制定一个规则，使她们至少要阅读报纸，但是，阅读书籍的习惯似乎完全消失了。

为什么说女孩子要受教育？

一个受教育的女性，能阻断贫穷的代际传递，改变三代人的命运。

女孩子只有经历过高等教育，才能知道，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有这么多美好的风景都没有去看一看。女孩子受过教育能够增长见识，开拓自己的眼界，让自己脱离原本的生活状况，找到更好的人生方向。

古往今来，社会总是不平等的，就算在现代社会，虽然嘴巴里说着人人平等，无论是在考试学习还是在工作当中，永远都是偏向男性，而女性们总要付出大把的精力，才能与男性们站在一起 ，得到社会上的认可。这也正是女孩儿们受教育的原因之一，这样他们才能够有足够的实力与男性们相比拼。也让社会上对女性存在偏见的人知道，不仅仅在家庭中有能力，在职场工作当中也不会输任何一个人。

高素质的女孩——高素质的母亲——高素质的下一代。女孩受教育不仅仅能改变自己，还能改变下一代，能够让自己的子女拥有更好的未来，也能够在解决问题时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不会总想着依赖于他人。所以对于女孩子来说，接受高等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女孩子受教育能够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幸福。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能够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能够朝着这方面去努力。她们知道什么样的生活和伴侣才是更加适合自己的。有以后即使结婚，面对婆媳问题，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一般智商和情商都是比较高，能够巧妙的化解或避免这方面的矛盾，处理事情的能力比较强，幸福指数比较高。

女性一定要直往上走，靠自己的能力和心智才能牢牢的扎根在这个世界上，才能换来真正的幸福和安全感，靠别人都是不行的。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华坪女高校训。

[美国]玛丽·雷蒙简介

1963年，在华盛顿市林肯纪念堂前，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的讲演，他说：“我有一个梦，我梦到有一天黑人男孩和女孩能跟白人男孩和女孩手拉手像兄弟姐妹似的走在一起……”
二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天，美国南方的一个小镇。
这个小镇的东北角上住的全是黑人。他们的失业率很高，大都靠社会救济金过日子。小罗伯特和他的妈妈就住在这灰暗的黑人区里。
小罗伯特自从懂事后就不喜欢他破烂的家，他讨厌那满地乱跑的老鼠，他讨厌那冲鼻的霉臭……他梦见自己长大后跟妈妈搬到了别的地方，他梦见自己开着一架飞机在天空中飞翔。一提到飞机他的劲儿就来了，他简直是迷上了那架放在玩具店橱窗里的战斗机模型，每天放学后他都要转到那儿去看上一眼。店主虽然知道他家里穷没有钱买玩具，却总是让他看个够，从来不赶他走，也没骂过他“小黑鬼”。
罗伯特最不愿意听人家叫他“小黑鬼”，尤其是怕班上邻座的丽莎这样叫他，他不懂为什么老师一不在跟前丽莎就不停地叫他“小黑鬼”，弄得他像做错了什么大事似的。他一生下来就是黑面孔，这怎么能怪他呢？他真不知道黑人有什么不如白人的地方。难道他不是五年级学生中成绩最好的吗？虽然丽莎常带头奚落他和别的黑人孩子，可他并不恨丽莎，心里还有些喜欢她。他觉得丽莎既聪明又漂亮，红红的脸好像春天开的玫瑰花儿。他不止一次想跟丽莎拉拉手做朋友，但是都被她拒绝了，她说：“哼，谁跟你做朋友！我爸爸最讨厌黑人，他说你们黑人又蠢又脏。”
半年前，镇上唯一的大工厂——S纺织厂突然破产停工了。随后，街上的店铺没几个月就关闭了三分之一。罗伯特很担心玩具店也会倒闭，那样就会运走他那架心爱的战斗机。虽然他早已开始为买战斗机而存钱，但是妈妈每星期只给他五角零花钱，所以他存了好长时间才存了九块钱，而战斗机的标价是三十九元，还差三十块呢！三十块对罗伯特来说是很大的一笔钱了。他本想去送报挣点儿钱，或是挨家挨户去找点儿小工做，无奈总遭人白眼。罗伯特为攒钱买战斗机这事非常苦恼。有一天他把心中的苦恼告诉了班主任尤金太太，尤金太太立刻决定让罗伯特在那个周末去她家打扫卫生，后来又介绍他去几个朋友家做些杂事。
两个月之后，一个星期一的早晨，罗伯特把他那数过无数次的钱拿出来又数了一次，一共是四十二元，买战斗机和上税都够了！他小心翼翼地把钱全装进裤子口袋里，准备下午去玩具店买战斗机。想到心爱 的战斗机终于要到拖，他非常开心地吹着口哨上学去了。走在路上，罗伯特发现玫瑰花开得好红，红得像丽莎的脸蛋一样漂亮。想到丽莎，他不知道为什么她有一个星期没有上课了。
在教室里，罗伯特一天的心思都放在那架战斗机上了，好不容易才等到该放学了。谁料尤金太太突然宣布说：“丽莎得了肺炎，住院治疗需要很多钱。她爸爸自从S纺织厂倒闭后就失了业，家中生活很困难，希望大家能帮忙捐点儿钱。请同学们回家后和父母商量一下，捐多捐少都没关系。”
“肺炎严重不严重？得了肺炎会不会死？”一个女孩问。
“可能。”老师点着头答道。
丽莎可能会死？罗伯特听了禁不住打了个寒战。要是丽莎死 ，岂不是永远见不到她了吗？呃，天哪！丽莎，你不能死，绝不能死！罗伯特摸了摸裤子口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三步两步冲到讲台前，把钱全部掏了出来。他把钱交给尤金太太，说：“给丽莎治病。”
“哦？”老师愣了一下，“最好先回去跟你妈妈商量一下。”
“我妈妈不知道我有这么多钱。这些钱……都是……都是……我存着要买战斗机用的。”罗伯特一提到战斗机就想哭。
“罗伯特，这些钱你存得很不容易，你要全捐给丽莎？”
罗伯特点了点头就赶紧转身跑出了教室。一出教室，他的泪水就大颗大颗地涌了出来。他怕老师再多问两句自己就会改变主意。他是多么喜欢那架战斗机呀！可是他也很怕丽莎因为没钱治病而死去。想到战斗机，想到丽莎，他一路伤心地哭着回了家。
丽莎还是死了。班上的黑人孩子里只有罗伯特去参加了她的葬礼。本来罗伯特也担心去白人教堂会被人撵出来，可是为了要跟丽莎说最后一次“再见”，他还是鼓足勇气跟尤金太太和十几个白人同学一块去了。他们在小教堂里刚坐下来，丽莎的爸爸和老师说了两三句话就朝罗伯特坐的地方走了过来。罗伯特紧张极了，生怕这个高大的男人把他赶出教堂。以前丽莎不是说过她爸爸最讨厌黑人吗？他的心怦怦地跳得很厉害，赶紧低下了头。
“罗伯特！”
一双大手重重在压在了罗伯特瘦小的肩上，吓得他全身发起抖来。他满怀惊恐地抬起头来应道：“先生？”
“丽莎的妈妈和我想请你在仪式完毕后代表小朋友们为丽莎扶灵出殡，行吗？丽莎在家常说你好，尤金太太也告诉我你把辛苦积攒的钱全捐给我女儿看病了。谢谢你了，好孩子！谢谢你，哦，谢谢你，孩子，你——”丽莎爸爸的喉头哽住了，他一把将罗伯特紧紧地抱在了怀里。罗伯特没想到父辈的拥抱竟是这么亲切温暖，他更没想到拥抱他的竟是丽莎的爸爸。他仿佛看见了丽莎红红的脸笑着，友好地向他伸出了双手，他禁不住低声哭了起来。
教堂外面的玫瑰花开得好红啊！[1]
编辑本段题目分析
“黑孩子罗伯特”的理解：“黑”指罗伯特的种族，在这里着重指出“黑”字，意在说明在当时乃至今种族歧视严惩的社会，罗伯特的天真、善良、富有爱心的高尚品质就尤为珍贵了，写出了主人公为了实现与白人孩子丽莎友好相处的梦想而忍痛放弃梦寐以求的战斗机的那份坚强与宽容。[2]
编辑本段中心思想
本文叙述了黑孩子罗伯特为了救治得病的白人同学，毅然捐出了苦心积攒打算购买心爱玩具的钱，刻画了一个天真、善良、富有爱心、乐于助人的黑孩子形象，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不同种族的人应如何相处。我们可以看到丽莎的无礼，罗伯特生活在种族歧视的环境中，心灵脆弱、敏感、压抑和痛苦。但因为丽莎的爸爸改变了对黑人的态度，这令罗伯特激动；同时，也为死去的丽莎而难过。所以，罗伯特禁不住低声哭了起来。 [3]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玛丽·雷蒙，美国作家，教育多元化的坚决倡导者，中美教育、法律交流的热情推动指导者。代表作：《黑孩子罗伯特》现如今，《黑孩子罗伯特》被选入了六年级教材。雷蒙教授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担任院长职务长达9年，是当时全美最年轻的法学院院长，曾出任全美法学院院长协会的主席，被美国《国家法律期刊》评为40位“法学新星”之一。就任院长期间，他积极推动了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同世界各国著名法学院的交流合作，并因在公共服务、法学写作及国际法等领域的创新而备受关注。由他主编的《密歇根法律评论》获得亨利·贝茨奖。雷蒙教授还是创建城市社区法律援助项目的领导者，推动大学的社区服务工作的开展。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都积极地向有关政府和机构提供咨询，尤其是非常热心地对中国城市社区法律援助提供了诸多帮助。 2003年，雷蒙教授就任康奈尔大学校长。在获悉对他的任命时，高等教育界的人士高度称赞了康奈尔大学的这个选择。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博林格尔说：“康奈尔大学如此幸运地请到才华横溢的雷蒙做校长，这不仅仅会使康奈尔大学受益，而且是整个高等教育界的福音。雷蒙是一位杰出的学界领袖。他对把大学办成与社会相融的组织怀有真诚的信仰。”
编辑本段文章特点
本文的重点是从情节的推进中带领学生了解罗伯特在种族歧视阴影下产生的众多复杂的感受，并感悟她面对残酷生活时积极、豁达的人生态度，感悟罗伯特的善良、坚强、宽容。这篇课文虽故事情节简单，但塑造的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却十分丰满。课文的这一特点决定读者阅读理解诗的个性化分歧，让人通过学习被罗伯特的善良、宽容、豁达的人生态度深深的感动[4]。
编辑本段文章分析
《黑孩子罗伯特》是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第十一册第六单元的一篇精读课文。这是一篇以写人为主的记叙文，作者写出了主人公为了实现与白人孩子丽莎友好相处的梦想而忍痛放弃梦寐以求的战斗机的那份坚强与宽容。文章没有直接赞美黑孩子罗伯特的话语，然而罗伯特美好心灵却荡涤着读者的灵魂。作者在叙述故事时，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拔高，而是根植于现实的土壤，真实地刻画了人物美好心灵。丽莎总是叫罗伯特“小黑鬼”，在罗伯特向她表示友爱时，无理而尖刻的拒之，这些都是受他爸爸的影响。同时，也说明种族歧视在美国已经根深蒂固。这让罗伯特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伤害，使他变的得敏感、压抑。对刻画人物美好心灵起到了衬托作用，也为下文做了铺垫，突出了罗伯特纯真、善良、宽容的美好品质。[5]通过这一自然段的品读，进而辐射至全文的理解上，如丽莎原来怎样对待罗伯特，罗伯特现在怎样对待丽莎，形成对比，能体会出罗伯特的宽容。从摸、吸、冲、掏等动词进一步体会罗伯特心理活动，体会其善良、豁达的优秀品质。通过罗伯特两次哭体会消除种族歧视，体会平等和爱在我们生活中的美好。 [6]
编辑本段文章背景
种族歧视在美国根深蒂固，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美国是一个民族宽容、民族和睦的国家，种族歧视从表面上讲，并非十分严重。这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马丁·路德·金发动民权运动以前的情况，确有不同。大多数黑人处在美国社会最底层，“永世翻不了身”。

新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提高的历史影响

新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不管是经济地位还是政治上的参政议政包括文化权利都有很大进步，这也对于妇女劳动的积极性以及社会对于妇女的重视与日俱增，到如今已经是男女平等得到长足的发展进步，详解如下：
一、妇女的政治地位明显提高
妇女政治地位是衡量妇女地位的核心内容，妇女的政治参与状况又是衡量妇女政治地位的主要指标。在旧中国的封建制度下，妇女终身被禁锢在家庭中，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的四重压迫，丧失独立人格。旧中国的统治者不但拒绝承认女性与男性拥有平等的权利，而且用封建礼制和法制直接确认和保护这种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在礼制上，历代王朝根据各自的需要，制订和编印了《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等一整套有关女教、妇道的规条，将妇女严格捆束在“三从四德”[2]之中。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妇女几乎没有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地位，也难觅对其权益给予法制保障的内容和表现。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妇女无政治民主权利可言，更不用说参与国家的管理了。近现代以来，虽然妇女为争取参政议政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取得的进展却不大。
新中国废除了一切歧视、压迫妇女的法律，并赋予了女子同男子平等的法律地位，妇女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建国前夕，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上拥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3]195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199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中，均明确规定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法律条文的制定，使宪法男女平等的精神成为国家生活的行为准则，为确立和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
法律对妇女政治地位的确定，激发了广大妇女的参政热情和主人翁意识。广大妇女满怀信心，积极参加各地的选举，她们称选民证为“当家证”。1953年12月，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普选运动中，广大妇女踊跃参加了投票。人民把选举的日子当作节日，张灯结彩，载歌载舞，庄严隆重地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利。天津郊区郭庄子青年妇女蒋宝珍，结婚时正赶上选举，她为了投票，等了两个小时才上花车。她说：“结婚是大事，选举更是大事，结婚是喜事，选举更是喜事。”南京市一位刚生了孩子的妇女不能参加选举大会，就给孩子起名“选玉”作为纪念。这次选举全国共选出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5669144人，其中妇女代表占17.31％。[4]此后，女性参与选举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1995－2005年，女性参与地方人民代表选举的比例已达到73.4%。
人大和政协是妇女参政议政的主要渠道。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女委员中，妇女都占有一定的比例。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共有女代表147人，占代表总数的12%；[6]在此后的历届人大会议上，女代表的参与比例整体稳中有升。2008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女代表已占21.33％。[7]1954－2009年，先后有宋庆龄、何香凝、蔡畅、李素文、邓颖超、史良、陈慕华、雷洁琼、彭佩云、何鲁丽、顾秀莲、乌云其木格、陈至立、严隽琪14位妇女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8]并出现了目前中国惟一的参加过第一届至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人，她也是一位女性，即：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农民申纪兰。1949年第一届全国政协女委员占委员总数的6.6%，女常委占常委总数的6.9%；
[9]到2008年，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女代表和女委员分别占到了21.33%和17.7%。[10]在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协中，女代表也占一定的比例。人大女代表、政协女委员密切联系群众，参与意识不断提高，为国家立法和改进工作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提案。在全国政协，
妇女在中共党员和女干部中也占有相当的比例。截至2004年，女党员人数已达1295.6万人，占党员总人数的18.6%。全国各级政府中都有妇女担任领导工作。1951年党和政府的各级机关中约有15万女干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妇女干部的人数大幅增长。2007年，全国共有女干部1500多万人，占全部干部的38％。[13]2008年，全国有230多位女性任省部领导，公务员中女干部占40％以上。[14]司法机构中也有一大批女法官、女检察官、女律师。一代德才兼备、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和领导才能的女干部不断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自己的队伍中注重女党员和女干部的培养，而且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各民主党派。截至2005年，在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中，女性已占有较高比例，其中有七个党派女党员比例超过了30%。[15]
新中国建立60年来，广大妇女的知政和议政能力也明显提高。据1990年第一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在了解政治信息方面，知晓中央总书记的女性为55.7%，知晓国家主席的女性为44.9%。到2000年，对国家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美国总统的知晓情况较10年前有了明显的增长，女性对国家主席的知晓率达到87％，比1990年提高了42.1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女性的知晓率达96.7%，农村女性的知晓率达83.8%。[16]
上述事实表明，随着我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贯彻实施和女性素质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妇女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其主人地位和主人翁意识不断提高，广大妇女正在政治平等的坦途中不断向更高层次迈进。
二、妇女获得了经济独立权
在旧社会，妇女没有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丈夫来维持生活。这种依赖关系使广大妇女不得不成为男性的附属品，也失去了女性应有的人格尊严及个性。新中国建立后极大的改变了广大妇女经济上无权的状况，帮助她们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尊严。全方位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参与也使广大妇女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
新中国的法律规定，妇女与男子有平等的劳动就业的权利、同工同酬的权利。[17]新中国建立后，广大妇女纷纷走出家门，女性就业人数和共和国的建设步伐共进。1949年，城镇女职工人数为60万人，仅占全国职工总数的7.5％。[18]
1958—1959年间，女职工人数猛增到700多万。[19]至1994年，全国女职工人数已达到56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38％。[20]1998—2003年，各级妇联组织积极争取小额信贷，直接帮助250万妇女实现再就业。2004年底，全国城乡女性就业人数为3.37亿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4.8％；全国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为4227万人，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数的38.1%。[21]妇女的广泛就业为其获得经济独立权、消除对丈夫在经济上的依赖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建立6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第三产业的崛起，适合女性从事的工作越来越多，也为广大女性的更广泛就业和经济独立提供了条件。5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女工从事的工种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纺织业、烟草业等。在纺织业中，女工的人数几乎占职工总人数的70%以上。由于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以及建国初期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加上产业结构的单一，妇女们还参与到了一些不适合女性生理特点的工种中，如内河航行、地质勘察、建筑、炼钢冶金、机器制造、石油化工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女职工在建筑业和资源勘探等重体力工作的比率明显减少，在适合妇女从事的第三产业等行业中的比率增多。在国民经济12个行业中，女职工达100万人以上的行业就占9个，即：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卫生、教育以及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等。因为第三产业较适合女性就业，更切合妇女的体质条件，其快速发展增加了妇女的就业机会，使妇女就业结构趋向合理。在农村，改革开放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广泛建立，很多农村妇女开始从农业领域转移到非农领域，这都为妇女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妇女能够走出家门、进厂生产，以此证明自身对社会的贡献和价值。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催生了一批令世界瞩目的女企业家，如：海尔集团公司总裁杨绵绵、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明珠、重庆龙湖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亚军、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阳光文化基金会董事局主席杨澜、广西金嗓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江佩珍、Kodak（柯达）全球副总裁叶莺、香港金利来集团大中华地区行政总裁胡冰心等。她们既是女性实力的象征，更是女性获得经济独立的典型代表。
对妇女来说，劳动报酬是其维持生活的主要来源。劳动报酬的多与少，关系到妇女生活水平的高与低。毛泽东曾说：“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中国的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也都明文规定要“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确保妇女在法律上与男子有相同的劳动报酬。在全国率先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还是这位女性——申纪兰。1952年春，申纪兰带头动员和组织妇女参加社里劳动，在一个封闭贫瘠的小山沟带领广大妇女和男村民开展劳动竞赛，在全国率先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此后，同工同酬在全国逐步推行。1978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农业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日益多样化，“将农村男女劳动力配置到多种多样的生产项目、工种和部门上，其个人收入可以辨别的特性，使女性的收入边界清晰起来，经济贡献的社会评价提高，女性的自主意识增强。”[25]目前，男女同工同酬原则在全国已基本得到实行，虽然由于男女职工文化业务素质和职业构成的差异，实际收入尚有一定差距，但在农村先富起来的人群中，男女收入差距已不明显。男女同工同酬制度的推行，使女工收入提高，生活得到保证，确实保障了妇女独立的经济地位。
三、妇女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
一个国家女性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反映了女性在这个国家的社会地位。妇女政治和经济地位的高与低，也与其本身的文化素质紧密相联。在我国，虽然国家以法律形式确保了妇女同男子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但要真正做到男女平等，还有赖于妇女文化素质的提高。新中国建立后女性地位的大幅度提高，也可以从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中体现出来。
在中国古代，对妇女的教育重在德育，不鼓励、不要求妇女有多少才学。甚至有“女子无才便是德”[26]的说法。为此，妇女在学习诗词文赋时，心理十分矛盾。宋诗词家朱淑真，才华过人，但留下诗词不多。她曾在一篇题为《自责》的诗中写道：“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与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秀折金针却有功”。[27]题目和诗都充分说明她内心的矛盾、痛苦和不平，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妇女不能享有同男子平等受教育权利的哀叹。民国以后，大部分妇女仍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1931年至1935年，全国女子受初等教育毕业人数为1361238人；1937至1945年毕业人数为6480459人。14年间受初等教育的人数合计为7841697位。[28]这在当时2亿3000多中国妇女中，比例相当低。[29]虽然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很有才华的女性名垂青史，但总体来说她们也只是凤毛麟角。
新中国建立后，宪法赋予了妇女同男子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群众进行扫盲。在1952、1956和1958年进行的扫盲活动中，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夜间学校、民办学校、识字班等等。到1958年，全国已有1600万妇女脱了文盲状态，初步改变了愚昧无知的状况。[30]截止2004年，全国城镇地区15岁及以上女性文盲率为8.2%，比1995年下降5.7个百分点；农村地区15岁及以上女性文盲率为16.9%，比1995年下降10.5个百分点。全国青壮年妇女文盲率为4.2%，比1995年下降了5.2个百分点，超过总文盲率的下降幅度。[31]基础教育中的女性教育水平也大大提高。在小学，1951年女生占在校生的比例为28%，1965年达到39%，1980年时达44%，1993年上升到46.8%。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显示，2004年全国小学中女生占46.96%。在普通中学中，1951年女学生占在校生的25.6%，到1965年增加到32.2%，1980年占39.6%，1993年达到43.7%。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显示，2004年普通初中女生占47.37%，高中女生占45.81%。]此外，中国政府还致力于消除义务教育阶段的性别差距，不断改善女童的受教育环境。2004年，男女童入学率分别为98.97%和98.93%，男女差距由1995年的0.7个百分点下降到0.04个百分点。国家努力保证女性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高等教育中女性比例显著提高。建国以来，女大学生人数不断增长，由1949年时的2.32万，增长到1993年的85.2万人，占在校学生总数的33.6%，比1951年时的23.4%高出了11个百分点，比1965年时的26.9%高出了7个百分点，个别学校女生增长比例更大。2004年我国本科和专科高校在校女生已占到45.65%。[34]从1978年至1992年，我国共招收硕士生320472人，博士生28245人，其中女硕士生106482人。[35]此后，女性受研究生教育的比例逐年增加。截止2004年，女硕士、女博士的比例分别达到44.2%和31.4%，比1995年分别提高13.6和15.9个百分点。
科学殿堂的最顶端，也出现了女性柔美的身影。新中国建立后成长起来了一批女院士，她们是：医学家林巧稚，半导体材料科学家林兰英，生物地层学、古生物学、微体古生物学家郝诒纯，固体力学专家李敏华，化学家陈茹玉，岩石学家池际尚，化学家蒋丽金、沈天慧、黄量、高小霞，理论物理学家王承书，物理学家李林，天文学家叶叔华，以及被誉为“中国科学殿堂最美的女人”的物理学家谢希德和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的核物理学家何泽慧。这些让无数男性无法企及的领域和高度，女性却做到了。
可见，60年来中国妇女的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由50年代的扫除女性文盲，改变广大妇女的无知状况，发展到21世纪初为女性提供高水平的教育机会，甚至出现了女院士，中国妇女的整体文化素质已发生了质的飞跃。
四、妇女的婚姻家庭地位明显提高
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既是妇女地位的构成要素，又是妇女在社会中整体地位的缩影。婚姻对妇女来说，是决定她下半生幸福的关键。我国古代社会中的夫妻关系并不是“夫妻匹敌”的平等关系，而是一种“阴卑不得自专，就阳而成之”的妻依附于夫的不平等关系。在这样的婚姻制度下，妇女在婚姻上没有自主权，必须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丈夫死了不得再嫁。包办买卖婚姻、童养媳、一夫多妻等封建社会制度，成为妇女在婚姻生活的噩梦，使女性身心备受摧残。
为了使广大劳动妇女摆脱自古以来苦不堪言的悲惨命运，新中国建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姻法》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女子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证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婚姻法》颁布后，很多长期受丈夫欺凌虐待、受尽折磨的妇女得以提出离婚诉讼，摆脱封建婚姻带给她们的不合乎人道的枷锁。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婚姻法进行了修正，继续重申男女双方只要在不违反国家法律的前提下，有权按本人意愿自由决定自己的婚姻问题，并把“感情确已破裂”作为准予离婚的一个重要因素。[39]2001年，政府再次对婚姻法提出修正案，重申男女平等基本原则，强调夫妻地位平等和婚姻家庭权利义务平等，有针对性地补充了禁止实施家庭暴力、禁止重婚等有利于维护妇女权利的条款。[40]在法律的保护下，广大妇女在婚姻方面赢得了自主权。在婚姻自由的前提下，妇女们与丈夫共同劳动，共同成为家庭经济的支持者，家庭收入增加了，广大妇女在家中的贡献和地位也日益受到重视，妇女从此得到以建立起做“人”的尊严。
新中国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除了应归功于婚姻自由外，更多的得益于妇女独立经济地位的确立。自男女同工同酬制度确立后，妇女收入不断增加，使妇女同男子一样成为家庭财产的创造者，受到更多的尊重，也争取到了更多的对家事的发言权和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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